常腾 刘德林

“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引用的经典名句。自先秦开始，“知耻”的传统在中国一以贯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能够始终不断流，并以“礼仪之邦”屹立于世界之林，这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中，回溯传统“耻感文化”，汲取其中蕴含的道德智慧与行为准则，具有独特价值与深刻意义。

A 传统“耻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耻感的内在自省维度。传统“耻感文化”经儒家思想阐扬而深入人心。孔子云：“行己有耻”，强调个人行为应有所顾忌，以羞耻之心为内在约束。《中庸》倡导“慎独”，即便是在独处时，也能严守道德底线，不为私欲所动。在修身层面，耻感激发个体反求诸己。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自我反思，便是耻感引导下对自身道德行为的深度审视。党员干部对照党的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时常反思自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生活中的奢靡享乐行为，有助于实现思想境界与行为举止的双重提升。

耻感的社会规范维度。耻感通过社会舆论、道德评判等方式，构建起强大的外在约束机制。一旦个体行为违背公序良俗、道德规范，便会遭受舆论谴责。这种社会层面的“耻感文化”，促使个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借助耻文化的社会规范力量，鼓励群众监督举报违规行为，对违反党的作风建设要求的党员干部进行曝光，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能促使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自觉遵守党的作风建设要求，维护党的形象与公信力。

耻感的政治伦理维度。传统耻文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形成独特的政治伦理规范。在传统政治伦理中，为官者若不能为民谋利、造福一方，便是“愧对百姓”“有负圣恩”的耻辱。党的作风建设强调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与责任担当，要求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与传统政治耻感中“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为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提供了历史镜鉴。

B “耻感文化”与作风建设的内在契合

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传统“耻感文化”注重以完善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和谐为价值目标，而党的作风建设以加强全体党员作风建设为出发点，以促使全体党员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传统“耻感文化”所实现的价值目标为修身正己、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天下太平等价值目标，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的作风建设，本质在于维护党群关系和谐、社会和谐稳定。“耻感文化”与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在契合性在于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出发点，根本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人民权益。

行为约束的相通性。“耻感文化”以耻感为核心，从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外在的社会评价两个层面约束个体行为，使人们在行动前权衡利弊，因耻而不为不当之事。党的作风建设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多个方面为党员干部划定行为红线，以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无论是“耻感文化”的软性约束，还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刚性要求，都致力于促使个体克制私欲，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防止权力滥用、行为失范。

文化基因的同源性。从“克己奉公”的廉政理念到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从“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到“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传统耻文化蕴含党的作风建设要求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因的同源性，使耻文化能够自然融入党的作风建设，增强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C 以“耻感文化”推进作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融入廉政教育体系。将“耻感文化”纳入党员干部廉政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专题讲座、经典研读、案例分析等形式，深入阐释“耻感文化”的内涵、价值与当代意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代廉吏的事迹，如包拯铁面无私、海瑞刚正不阿等，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领悟廉洁从政的真谛。

创新宣传引导方式。借助新媒体平台，制作传播与“耻感文化”、党的作风建设规定相关的短视频、动漫、H5等融媒体产品，扩大教育覆盖面与影响力。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开设“每日一廉”“廉吏故事”等专栏，定期推送“耻感文化”知识、廉政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党员干部的耻感意识。

完善监督评价机制。借鉴“耻感文化”中社会舆论监督的理念，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网络举报平台，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对违反党的作风建设要求的党员干部，不仅要给予纪律处分，还要通过通报批评、公开检讨等方式，使其承受相应的舆论压力，以儆效尤，形成“知耻知止”的良好氛围。

总之，在党的作风建设中融入“耻感文化”，能够从思想根源上增强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从社会环境上强化对党员干部的行为约束，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作者常腾系西京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刘德林系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